大唐寶歷元年（825年），身在江南的白居易寫下了《霓裳羽衣歌》，再現(xiàn)了長安宮廷的樂舞場景和他對京城的鮮活回憶：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千余年后，我一邊亂翻書，一邊追隨他的目光，不僅感受到了他對回歸長安的渴望，還意外發(fā)現(xiàn)唐人審美的多種意象，或者說唐朝的風尚標，竟然都藏在這首詩里。
風舞云裳：
唐代絲綢與時尚
美國學者陳步云的新書《Empire of Style：Silk and Fashion in Tang China》有一個詩意的中文名字：“唐風拂檻”。這本書的主題是唐朝的絲綢與時尚，核心觀點為:時尚是唐人生活的中心，因為這一王朝將衣著置于經(jīng)濟和道德價值結(jié)構(gòu)的中心。
這本書的立論與將時尚歸于現(xiàn)代性的研究分道揚鑣，關(guān)注點集中在衣著和裝飾對于制作者、穿戴者、觀賞者和記錄者的意義構(gòu)建，用作者的話說是一種“審美游戲”。這不是常見的性別史或者服飾史的研究，而是一種基于歷史學的跨學科綜合研究。
其中，女性絲織品作為風尚手段,尤為引人注目。白居易詩中“不著人家俗衣服”、身穿“虹裳霞帔”和“羅綺”的舞女，甚至已經(jīng)成為長安的特定意象，在詩人腦海中揮之不去。不過，陳步云在這本書中談論的遠不止女性的絲織品這種在現(xiàn)代人眼中可能最具代表的時尚審美對象。那么，其所謂的“帝國風尚”又指的是什么呢？
作者將時尚的變化視為闡明著裝行為如何成為國家生活記憶的眾多事件的組合。首先是唐朝的文化和地理擴張為這一盛世的時尚發(fā)展提供了推動力，原本生活在腹地的男女可以接觸更加豐富多樣的物質(zhì)世界。不過，安史之亂后的唐朝時尚觀念變得截然不同，極盡華麗的絲綢材料和流行風尚讓位于屢屢推行的禁奢令。在這些變化的政治、社會條件中，如何透過紛繁的現(xiàn)象看透唐人的時尚本質(zhì)呢？
在本書看來，禁奢令并非禁止全部人的奢靡之風，有財力者越來越容易買到奢侈紡織品，而朝廷出于維護等級差別和壟斷關(guān)鍵物質(zhì)資源上的考慮，便影響了鼓勵制作簡單紡織品的這種取向。唐朝皇帝們一面倡導禁奢，一面大興土木、舉行盛大宴會的“雙標”做法，其實揭示了無論是天子還是庶民，在參與審美游戲、追逐時尚的過程中都無法抗拒華麗絲綢的誘惑。
該書吸引我的還有兩點：一是注重從文本到圖像對唐代時尚的呈現(xiàn)，壁畫、陶俑的運用直觀地將我們帶回唐朝情境中；二是關(guān)于入時男子和女性的時尚觀察，具有性別史的理論底色。
當然，細心的讀者還會發(fā)現(xiàn)，作者十分熟悉唐代絲綢生產(chǎn)，專門有附錄介紹絲織品知識，大量的出土實物照片也頗有視覺沖擊力——例如法門寺展出的保存大體完好的武則天繡裙。白居易詩中那些風舞云裳的身影，就凝固在這些文物上，呈現(xiàn)著長安的回憶。
金銀之美：
唐代器物的歐亞時尚
長安的風雅女性，大多隨身佩戴一種金銀制的香囊，設計精巧，內(nèi)含燃燒的香料，暗香襲人。其實，唐代金銀器的制作和使用，發(fā)展到一個空前繁盛期，高層人士的時尚審美之一就是用這兩種貴金屬制作紋飾精美的器皿。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新版刊行，經(jīng)典重讀，在今天唐代考古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又有新的感獲，特別是把金銀器納入審美意象，圍繞長安回憶，就有了相當不同的唐代時尚感。
唐代以前中國內(nèi)地并不盛行金銀器，唐代國力興盛帶來的開采礦業(yè)、技藝提升和域外交流等，促使金銀器皿猛然間成為雅貴人士的獨有審美品，陜西西安出土的金銀器最為豐富和集中又說明長安作為時尚之都的地位。不可否認，唐前期金銀器的流行，是與胡風盛行有密切聯(lián)系的。唐朝胡漢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為此提供了歐亞風尚源泉。
其實早在中國古代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鮮卑系統(tǒng)本就盛行金銀器，而且主要是人身裝飾，如耳環(huán)、項圈、發(fā)笄，以及馬具。白居易詩中的“步搖冠”其實就是慕容鮮卑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許多懸垂的小金片隨步晃動，搖曳生姿。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金步搖或可以說是一種東亞共享的時尚。
本書強調(diào)，歐亞的風尚還可以在中國出土的來自粟特、薩珊、羅馬-拜占庭三大系統(tǒng)的金銀器皿上捕捉到。更重要的是，唐代中國的審美同時也對西方金銀器產(chǎn)生了不少影響，特別是粟特銀器的形制、紋樣中出現(xiàn)了中亞、西亞難覓源頭的唐代風格。作者舉例甚多，以撒馬爾罕、片治肯特壁畫中的女性發(fā)笄、女樂舞、女侍形象與唐代壁畫的高度相似度給人印象最為深刻。
唐代后期，和華麗昂貴的絲織品一樣，金銀制品開始在宮廷以外的京外各地盛行，南方節(jié)度使們向長安進獻的金銀器存世特別引人注目，銘文記事者也隨之增多。這些由長安以外的財富集中地運往長安的金銀器，不是生活中常見的物品，而主要用于賞賜和珍藏，而通過藩鎮(zhèn)官府和私營作坊之手，這些金銀器所具有的歐亞風尚，也為后世保存了一段特殊的長安記憶。
天空的玉座：
長安與世界
渡邊信一郎有一部名作《天空の玉座》，主要探究中國古代帝國在朝政會議、元會儀禮等大型盛典中凸顯的帝國秩序。這種秩序的集中展現(xiàn)便是都城長安及皇帝居住的宮殿，它象征著人間的紫微宮，世界仿若圍繞長安及居于其中央的天子運行不息。
妹尾達彥《長安的都市規(guī)劃》更是將焦點對準長安城本身——唐朝審美的視覺集中地，從帝國營建都城及其彰顯的政治文化等進行剖析。長安城與白居易詩中提到的另外兩個審美意象金銀與服飾，都已然是長安記憶的共同組成部分。
長安是唐代中國人的時尚之都，這層意義唐史學者業(yè)已從多個維度皴染摹畫。不過，妹尾達彥這本書的意涵揭示了另外一個層面更為宏大的風尚。歐亞大陸的東部、中部、西部，在8-9世紀同時出現(xiàn)了三座世界城市，人口激增，信息聚集，文化燦爛。世界城市這種人類審美和文明構(gòu)建的集中表達，就是一種更大的風尚載體。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橫跨兩片海洋和兩塊大陸的都城，改造自希臘人的舊港口。巴格達，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新建的圓形都城，融合了阿拉伯和波斯兩大文化的理想都市。長安，濃縮了隋唐王朝價值觀的宏偉都市，“將歐亞大陸東部的古典文化（漢文化）都匯集于此”，與君士坦丁堡不同而與巴格達相同的一點是，它是由帝國締造者創(chuàng)建的理想型城市。
長安城作為一種整體的審美意象，首先是其方格棋盤式的布局，也就是城坊制，其次它的整體設計使其具有宇宙之都的意義，特別是大明宮對于天上神仙境界的模仿。無論是儒教的秩序視覺化，還是道教的仙境模擬，抑或佛寺遍布的景象，都在指向一點，那就是長安城是中國人政治、經(jīng)濟、文化、信仰的最高審美意象之一。
人類的審美風尚并不是只有衣著、裝飾、生活或文化用品，居住的城市特別是巨型帝國的都城，更是一種審美風尚。妹尾達彥沒有在《長安的都市規(guī)劃》中提到這一點，不過我讀他的另一部《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城史》（高兵兵等譯，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現(xiàn)“東亞都城時代”這一概念的論說中已涉及長安城的營造風格對周邊世界的強烈影響。當時，將長安的這種獨特審美風尚照搬到各自都城的至少有中國東北的渤海國，以及海東的日本、新羅等國。今日到訪日本京都，不難發(fā)現(xiàn)其縮微長安的底色；參觀黑龍江渤海上京城遺跡，現(xiàn)代設施掩映之下，也依稀可見一座塞北小長安的規(guī)模。
其實還要算上北京城，著名的“汗八里”。忽必烈在草原與中原交匯并毗鄰海洋的地帶，重建了一座既符合《周禮》理想，又兼容大唐長安城格局和草原風格的大都，一舉超越了哈拉和林或汴京、臨安等舊都。明清皇帝們對北京城繼續(xù)承襲和改建，實際上保留了又一座帝制晚期的棋盤式都城，我愿稱之為“長安2.0”。
帝制中國兩千年，前半段大體以長安為都，后半段大體以北京為都，偶爾有洛陽、南京等陪襯競爭，但主脈不變。妹尾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大型帝國兼跨北方草原游牧地區(qū)和南方中原農(nóng)耕地帶，北京和西安恰好位于二者交叉形成的半月形地帶上，中央帝國之都必然要位于萬朝輻輳之地。
這是天空的玉座、人間的紫微、帝國的審美和理想。
回望大唐創(chuàng)造的盛世輝煌，唐人審美的高度的確令后世贊嘆不已。匯聚了唐朝之美的長安已成記憶，那種璀璨絢爛之美，隨著唐風的吹拂，從白居易詩中的霓裳羽衣舞者身旁滑過，從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黃金器皿紋樣中閃過，在環(huán)繞唐朝的廣袤世界飛過……唐人的審美意象和長安映像遠去了嗎？不，這三部有關(guān)大唐之美的學術(shù)作品，無疑又把我們拉回到唐朝。掩卷四顧，無字碑、華清宮、大雁塔、顏柳的書法、李杜的詩歌、太宗的駿馬，他們始終都在，始終都鮮活??！而精彩的學術(shù)，會給我們一雙重新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